调查：教材教辅图书作为学生必备或常备学习用书，在出版领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由于利润空间大，出版社、印刷企业及各渠道发行部门、个体经营者均将此作为主打产品，备加重视。然而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盗版盗印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也随之而来，而且愈演愈烈，致使非法教材教辅图书充斥校园，成为“扫黄”“打非”中最棘手的顽疾教材教辅图书的非法出版不仅侵害了广大学生的利益，还使正规经营面临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蒙受经济损失，其中尤以出版社的损失最为严重。 非法盗版盗印和销售活动猖獗 2003年3月初，西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接到未来出版社举报有人盗印该社的教辅书，3月6日，公安人员将不法书商李月臣、李玲抓获，并在红庙坡其租用仓库内查获盗版未来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教辅图书7.5万册。经查，此二人自2002年6月以来，非法盗版图书130万册，已分别销往东六路批发市场和汉中、安康等地。 无独有偶，2002年8月中旬，四川出版物市场稽查总队查获不法书商盗版教材教辅95个品种，共计17.7万余册，码洋136.5万余元。同年西安市出版物市场稽查队接到群众举报，在北郊朱宏路某无证照发行点查获非法经营的教辅图书4.325万册，中小学课本2.6万册。如今年初西安东六路查处的一武汉书商陈某，其在武汉当地非法加印发行的《考霸》、《练霸》教辅书被当地新闻出版部门查出后，连夜转移至西安进行销售，被西安市出版物稽查队在一民宅内查获，数量达42万余册。这些例子足以证明教辅图书非法出版经营泛滥的程度。从查处情况看，涉案人员除不法书商外，还有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和党政机关及教育部门、中小学校的于部职工甚至负责人。有的已颇具规模，成为编印发一条龙，形成了庞大的发行销售网络。据悉，在我国某些省份的农村，有的几乎已经成了盗版盗印教材教辅专业村。 非法加印现象比较突出 单从表面上来看，非法加印只是印刷企业不顾《印刷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超出出版社开据的“图书、期刊印制委托书”所规定的印数擅自加大印刷数量，而执法人员在对案件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非法加印的违法行为涉及到出版社、印刷企业、发行部门和个人等各个环节，既有单方面的，也有多方面相关联的。此类现象，因为没有涉及到盗版问题，单从出版物的鉴定来看，可以说仍然是正式的出版物，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不良危害，但这类行为的不良后果却是隐性的，它直接损害了出版社的经济利益，并造成国家税收的巨大损失。究其根源此类违法行为主要体现在编、印、发三个方面。 出版部门直接进行非法加印活动 这里所说的出版部门，并不是指出版社自身直接参与非法加印活动，而是指那些出版社名下的工作室、编辑部等部门。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以后，成立了与出版。社有承包关系的工作室、编辑部等名目的出版部门。它们被出版社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出版社仅提供书号，而从选题到编、印、发完全由这些工作室、编辑部自行做主，这就使得这些部门完全可以 根据市场供求需要自行决定印刷数量。 印刷企业擅自增加教辅印数，牟取暴利。正常情况下，印刷企业都是根据出版社开出的印刷委托书所列的数量印刷，且印完后必须全部交给出版社。但是从目前来看，部分印刷企业在印制教辅的过程中，实际的印数往往比出版社所规定的印数多一倍甚至几倍，多印部分成本极低，而一些印刷企业与个体书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大量低折扣的同类教辅图书就这样从印刷企业通过个体书商流入市场，这就造成了有些个体书商的发书价格比出版社直接发的书折扣还要低的“奇怪”现象，这类现象在教辅中尤为严重。如2003年8月查处的陕西省百花印务有限公司私自加印中国青年出版社《课课练》系列教辅一案，委托印数是每个品种5000册，共17个品种，而该厂每个品种均加印了万余册，并且直接通过自己的渠道发往北京、成都、东北等地。 印刷厂互相盗印 湖南衡阳市曾查处华圣印刷有限公司盗用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的名义，非法印刷小学教材《英语》14万册，违法经营额多达47万元的案例。 发行部门直接进行非法加印活动。即指出版社下属的经营部、发行公司直接染指非法加印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竞争加剧，经营销售部门被赋予更大更多的自主权或兼具编、印、发多种职能，或能独自决定图书印数，如在旗舰印刷厂检查时发现该厂非法加印了世界图书出版社的学生寒假作业高达3８万余册，经查实这完全是由出版社下属的发行部自行决定出版的数量。 买卖书号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教材教辅图书已成为民营书商发行图书的主流品种。据了解，在西安市东六路图书批发市场设有门店的150余家经营单位中，从事教材教辅发行的书店共有89家，占整个市场的59％，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经营者着手准备发行教材教辅，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十分激烈，一些所谓有一定实力、有一定关系的经营者，已经形成了编、印、发一条龙的体系，他们或者与出版社合作，由出版社组稿，自己印刷、发行；或者从出版社直接买来书号，自己编、印、发。这样以来其他的违规行为姑且不论，单从印数上来讲就无从控制，发行者完全以市场供求需要来决定印刷数量，而且这类违法违规行为都有一定的时效性。——赶在学校的寒暑假的前后大量发行。如西安近期查处的思维印务有限公司，其在东六路有三家批发店，并在西安市周边的一些区县还开了不少的零售书店，而个人又同时拥有印刷厂，往往都是大量加印后直接发到东六路店中销售；再则就是有些合作出书和包销问题，出版社为了降低自身风险，不参与市场销售，发行任务完全由发行商来完成，这就造成了书商不惜任何手段进行市场销售。 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自行盗印、购买盗版教材教辅 由于中小学生是教材教辅图书的最终购买者和使用者。某些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利用其行政便利和特权也直接参与到非法教材教辅图书的活动中来了。据报载，湖南怀化市查获5县市教育局教研室非法编印中小学教辅读物《初级中学毕业会考总复习》、《素质教育课程设计》等19种试卷60余万套，总码洋2040万元。湘潭市先后破获湘潭县某中学非法发行教辅读物案，共查获非法发行的教辅读物1.3万余册，码洋14万元。检查中还发现，在少数地区中小学校使用盗版教辅的情况十分严重，而大多数的非法书商也瞄准了学校这一市场，用低折扣、送货上门的行为，向中小学校大量销售非法教材教辅，他们往往是与个别老师单线联系，行动较为隐蔽，如西安市91中高中年级所用的《课课练》一书全部为非法书商上门推销的盗版图书；学校主管领导竟对此事既知道，也认可。而较以往更甚的情况是，一些学校购进简陋的印刷设备，直接进行盗版印刷。执法人员在检查西安市电子一中、78中时发现，学校从1999年开始，利用购买的快速复印机、裁纸机，在学校内大量盗印学生所用的教材教辅图书，形成，“自给自足”，还美其名曰“减轻学生负担，增加学校收入”而其非法所得，除了用于更新印刷设备外，全部用于学校老师外出旅游，学生所用的自印教材教辅则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误人子弟。